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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工女资助河南艾滋病人 雇主知道后都将其辞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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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99ai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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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黑龙江生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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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6-3-30 |
| 文章页数[1] |
【来源：黑龙江生活报】
她们素未谋面，却把彼此当成亲人
打工女戚福华：
我为什么资助艾滋病人
核心提示
近日，央视十套《人与社会》节目播出了河南省一位农民艾滋病患者的悲惨遭遇，在节目中一位经常资助这个艾滋病患者家庭的保姆戚福华引起人们关注。
由于戚福华在外打工的不定因素和本人的低调，《人与社会》节目对她没有过多介绍。本报记者辗转联系上了这位黑龙江籍在北京打工的保姆戚福华和她的家人。
戚福华今年45岁，家住齐齐哈尔市龙沙区，由于家庭原因只身前往北京打工。戚福华性格爽朗，有一颗滚烫的爱心。
戚福华：我只能给她精神上的安慰
戚福华直言快语，她告诉记者过去她一直在齐市的一个商店里工作，两年前因为经历了一次婚变，她想换一种生活，重新实现自己的价值，于是只身前往北京。由于年龄已大，又没有什么技术，所以只能当保姆维持生计。
2004年年末，戚福华刚到北京不久，在给一家做保姆时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2004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其中桂希恩教授的事迹深深地触动了她。桂希恩教授为中国的艾滋病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帮助了无数的艾滋病患者，这件事让戚福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她终于找了个机会请别人帮忙在网上查到了桂教授的联系方式，一封满含深情的信寄了出去。在信中戚福华告诉桂教授，她太想帮助这些艾滋病患者了，哪怕为桂教授分担一点点也好。很快，桂教授给她打来了电话，介绍了和她年龄相仿的河南省光山县一位因为输血染上艾滋病的女患者何爱华。
从此，戚福华与何爱华的友情开始了。戚福华说，何爱华已经成了她生命中的一部分，她们把彼此当做可以依赖的亲人。隔几天戚福华的电话就会从北京打到河南，问长问短，少不少衣服、有没有吃的、孩子们有没有什么困难、有没有去做检查……事无巨细。逢年过节，戚福华的邮包总会如期而至，包裹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几本给孩子们看的书、几块给老人的月饼、几件新买的衣服、几盒廉价的营养品……戚福华说，她自己的经济条件有限，只希望能在精神上给何爱华支持。
戚福华说，艾滋病患者太需要人们关心了。无论是什么原因得的病，他们都极力回避公众。尤其是在农村，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种病，艾滋病患者也受到了不应受到的歧视。戚福华说，她帮助何爱华，只想让她知道，她没有被社会遗弃，不是所有人都歧视她，还有很多人在关心她。
2005年9月，戚福华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她买了一张去河南光山县的长途汽车票，想去见一见这位从未谋面的老朋友。可是到了车站，车次少，乘车人多，戚福华没有挤上车。她又给何爱华打了电话，对方报了平安她才安心地回去。戚福华说到现在她也没有机会见上何爱华一面，每次买衣服都是按照自己的尺寸买给她的。她说自己经济状况有限，也只能做到这么多了，只要何爱华能活一天她就要给她竭尽所能的帮助。她告诉记者，像何爱华这样的艾滋病患者很多，仅仅是一个电话的安慰，让他们知道这个社会不歧视他们，他们就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
儿子：妈妈的日子特别不好过
小然是戚福华唯一的儿子，今年20岁，刚刚从部队转业，还没有找到工作。说起妈妈，小然很是自豪，在他的眼里妈妈是个了不起的女性，他说妈妈曾经是齐齐哈尔市齐梅爱心长跑协会的会员，他参军前经常跟随妈妈到孤寡老人家干活，到江堤上种树，探望生病的爷爷奶奶和小朋友。“妈妈是个豪放而感性的热心人，看到电视里播放一些社会不良现象她就非常生气，看到有人得病，需要帮助，她就感动得流泪，记下人家的名字，只要她能帮助的她绝不犹豫。”小然告诉记者。
小然给记者讲了一件让自己终生难忘的事。1998年发洪水，各级政府组织捐款捐物，妈妈把家里能穿的衣服翻了个遍，新的旧的收拾了一大堆准备拿去捐，妈妈同时带去了多少钱，那时小然太小还不知道。临走前，妈妈问小然：“你捐不捐点钱？”小然摸着兜里自己攒下的100元钱很不舍得，他说：“那我就捐50元吧！”妈妈一听很生气：“你有100为什么捐50？你不愁吃不愁喝，有人养活着还这么抠？你知道吗，那些受了灾的人连家都没有！”小然只得拿出了所有的钱。
小然说妈妈在北京的生活特别不好，刚到北京时一切还算顺利，可是最近当雇主知道戚福华资助艾滋病人的事后，就找借口辞掉了她。后来又换了几家，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戚福华失掉了工作。其实，戚福华根本没见过何爱华本人，更谈不上被传染，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太模糊了。小然说：“妈妈平均每月只能挣八九百元。北京的消费高，她要生活，还要资助别人。妈妈就是这种性格的人，自己再苦也不会放弃帮助别人。”
何爱华：没有戚大姐和桂教授我活不到现在
何爱华家中有老人还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丈夫常年在外打工挣钱养活一家人，自从何爱华一次意外输血得上了艾滋病后，这个本就贫寒的家更是负债累累。何爱华的家在河南省光山县，这是一个偏远而封闭的农村。据何爱华讲，自从她得了这个病后，村里人都不能理解，甚至连亲戚也不再登门，都认为她是个不好的女人。她用过的东西没人敢碰，她坐过的凳子都没人敢坐。“那时，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被别人瞧不起，又给家人增加负担。”
是桂教授的出现让她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国家为她减免了所有治疗用药费，她的花销除了生活费外，就只需支付检查的费用，但是检查费对于她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后来，戚福华出现在了她的生活中。戚大姐总是给她打电话说些安慰的话，给孩子寄吃的喝的，给她寄补品。“现在，通过一些媒体的宣传，家乡人多少也认识了艾滋病，不像过去那样歧视、躲避我了，日子比过去好过了。”尤其是戚大姐的帮助，总让她感到温暖，“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在关心我、爱护我，我总想我要是死了，那太对不起他们对我的关心了。我是个农村人，别的也不会说，谢谢戚大姐，没有桂教授的帮助和戚大姐的鼓励我早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在采访中，无论是戚福华本人还是她的儿子，都反复强调，戚福华做的只是一件小事，帮助一个人算不了什么，自己的经济条件有限，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哪怕仅仅是一个安慰的电话，他们也会觉得没有被社会遗忘，也会燃起重新生活的勇气，这个安慰的电话，任何人都能够打得起。（文中何爱华为化名）本报记者 李洁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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