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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帮助更多的“颍州的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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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99艾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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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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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7-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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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旅美华人杨紫烨执导的《颍州的孩子》获得了本届奥斯卡电影节“最佳纪录短片奖”。它讲述的是颍州几个不幸罹患艾滋病的孩子的生存状态。所谓“颍州的孩子”本来也不是指颍州的所有孩子，本文借来指代全中国所有不幸的孩子，包括患病的、身残的、失养的，失学的等等。
获奖后，杨紫烨说：“如果因为我所拍摄的影片，使人们消除对艾滋病的误解和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推动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们的生存环境进一步得到改善，那才是对这部纪录片最大的艺术肯定。”我相信她的表白是真诚的。
关于中国艾滋病患儿命运的纪录确实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也有利于改进中国的防艾事业。据报道，在获奖当天，制片人Thomas(托马斯）就给中国友人发电邮说，已有人捐赠1万美元。我刚看过武汉电视台陈为军制作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纪录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村民马深义一家五口四人因卖血与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之后一年间的生存状态）；光碟附送的陈为军访谈说，该片在欧美电影节多次获奖后，不仅得到了一些好心人的捐赠，还在丹麦由律师无国界组织创建了“马深义基金会”，为这个村子的艾滋病孤儿筹集善款，不但救助马深义一家，除却了马深义担心自己去世后家中惟一未染病的长女马宁学费无着落的心病，还给别的罹难家庭带来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我深信杨紫烨和陈为军等人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拍摄题材，是出于他们内心深处难以抑制的人道主义激情，而不是为了沽名求利。比如陈为军，当初在桂希恩教授处认识了来求治的马深义，为了真实报道马家等艾滋病患者的生活，经受了多么大的压力：装扮成农民，用化肥袋子装着摄像机，胆战心惊地潜入村子，在其他病人和村民的掩护下，偷偷地进入要拍摄的马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不仅害怕被当地警察和干部发现，还有对万一被传染艾滋病毒的恐慌，还有应否纪录马妻垂死时没尊严场面的内心挣扎！
但是，对于另一些相关人员，人们的看法就很不一样了。比如《颍州的孩子》，大部分旁白来自安徽省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会长，由她在悲情的二胡背景音乐中，讲述着几个孩子的故事。而有同样开展艾滋孤儿救助行动的知情人认为她讲的有些情节不实；孩子们心中的“张妈妈”在防艾圈内却屡遭恶评。《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以《双面“艾滋妈妈”？》为题，报道了圈内人对这位人士慈善动机的强烈质疑。事实上，不仅在《颍州的孩子》获奖后召开的国内新闻发布会上，有资深记者抗议退场，去年在加拿大多伦多世界艾滋病大会前夕放映此片时，就有人指责这位人士等人有“吃艾滋病饭”之嫌。
事实上，这种争议并非围绕获奖作品的名利之争。高耀洁老人曾多次发声，对有些民间组织和个人借防艾治艾浑水摸鱼表示严厉谴责，甚至痛心地说她为此感到绝望，不想活了！
倘若我们把视野放开去，岂止防艾治艾领域如此良莠不齐，有假借道德名义发不义之财的，就像街头的乞丐确有被“丐帮”头子操纵搞“专业化”乞讨的。在当下中国，无论政府机构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有借扶贫、助学、恤孤等名目假公济私的。在中国日益对外开放和利益输送渠道日渐多元的今天，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都有人利用国内外的信息不对称和文化意识隔膜，伪装善良正义而渔利的。
怎样才能防范骗子把尚在发育中的慈善事业搅成肮脏的名利场，坏了中国慈善组织的名声，寒凉了中外善良人的心？
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去“审查”人们的道德动机，没有辨别真假美猴王的法眼，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套完善的慈善捐献和救助制度。
这次“两会”期间有消息说，国家将修改税法，将慈善捐款免税额从企业所得税的3%提高到12%，这是鼓励捐赠的制度性措施之一。而对于善款的使用，最重要的就是公开透明，可以立法要求所有慈善组织无论政府与民间，一律要上网公布进出细目，接受社会监督和专业审计。关于这方面发达国家已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
只有规范，才能良性发展，才有可能让我们的慈善事业造福更多的“颍州的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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