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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开民间抗艾神医面纱：抗艾中医市场亟待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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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99艾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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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未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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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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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楼村患者家中留存的民间抗艾药物，包装上没有药品名称、生产日期、生产单位、厂址及服药说明
莫以贤宣称他的药物“克艾特胶囊”能够治愈艾滋病，有效率达98%。“克艾特”号称中国第一个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批文的抗艾中药，并远销非洲大陆。
《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的调查却呈现一幅幅相反的图景：一个“被治愈”的患者从没感染艾滋“病情好转者”已死亡；“神医”治艾滋是半路出家，药监局批文则表明“克艾特”尚不能上市销售。
在一个个虚假宣传和个案的背后，是亟待规范的民间抗艾乱局。
73岁高龄的莫以贤，精神依然矍铄。
他在北京租用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书房内略显凌乱，靠墙摆放着一个大书柜，里面除了一些医学方面的书籍外，就是他7年来进行艾滋病临床治疗的大量资料。
2007年12月26日，莫以贤的网站发布消息，称美国前总统卡特12月5日在北京接见了他，对他的医学理论及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这条消息所说的成果，主要是指一种名为“克艾特胶囊”的治疗艾滋病药物。它的疗效被称为是对全球艾滋病医学理论的一次颠覆——克艾特能够彻底根治艾滋病。
被“根治”的，是一名来自河南省上 蔡县的少年阿辉(化名)。
12月29日，莫以贤向本报记者提供了一份《中药克艾特治疗HIV/AIDS七年临床总结报告》(下称《报告》)，其中显示，到目前为止，克艾特已救治了艾滋病患者500余人。
据了解，这种尚处于临床II期研究阶段的药物，目前已被销往全国。
“有效率达98%”
“这是全世界医学的一个突破。”2007年12月29日傍晚，莫以贤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
莫以贤公开的身份有很多个，最常用的头衔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教授”。莫以贤的发迹地在广东省湛江市，他在那里开办了一个公司——湛江市贤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贤博科技)，莫是董事长。贤博科技的主营产品主要有：蕲龙胶囊、克艾特胶囊、护生胶囊、护生液。
提到克艾特的“神奇疗效”，莫以贤难掩兴奋，他说：“全世界8万科学家研究到现在，都解决不了的(艾滋病的根治)问题，我一个老百姓，只花了几年的时间。很多人当然认为是天方夜谭啦！”
莫以贤说，他从1998年开始研究治疗艾滋病的药物，1999年在《正血医学》理论指导下，“克艾特”被研制出来。
“正血理论”是莫以贤独创的一套理论，他认为，血是人体健康的必要条件。包括艾滋病、癌症等一切疾病或病变，都是“血失常”引起，因此治艾滋病就是“治血”，使用药物纠正“血失常”，从而达到根治。
2003年，莫以贤在学术期刊《首都医药》杂志发表《中药克艾特胶囊治疗HIV/AIDS14例的临床研究》，文章称克艾特疗效率达98%。
2004年10月，克艾特胶囊通过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审评，并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进入Ⅱ期临床试验。由此，克艾特胶囊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获得临床批文的抗艾中药；同时，“克艾特”申请配方专利，也在2004年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
2004年10月31日，莫以贤在北京召开“克艾特治疗HIV/AIDS科研成果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宣布，经过对148名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克艾特的总有效率高达98%，并让一名艾滋病晚期患者获得了彻底根治，艾滋病这座“超级癌症”的堡垒已被攻克。
被“根治”的阿辉
“克艾特”获得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文之前，莫以贤于2001年7月走进了中国著名的艾滋病村——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先后对数十名艾滋病患者进行了治疗。
在克艾特治艾滋的各种文献资料中，一个名叫阿辉的河南艾滋患者被反复作为例证，而且一般都是放在第一个患者位置，以证明克艾特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
阿辉现在已经9岁，家在河南省上蔡县王营村。
关于阿辉服用克艾特前的病情，《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母婴传播晚期患者，发热、腹泻、厌食、单疱疹、消瘦等，CD4+277 cells/μl，CD8+411 cells/μl，HIV载量24万cp/ml。(注：CD4、CD8、HIV载量是治疗艾滋病的3个重要数据指标，分别指免疫细胞、淋巴细胞、每毫升血浆含艾滋病毒数目。如果CD4、CD8数值上升，表明治疗情况好转，而HIV病毒载量数值上升，表明情况恶化。若HIV载量
以上描述提到的数据，依据的是北京地坛医院2001年11月5日对阿辉作出的第一份检测报告。
这是根据莫以贤当年10月31日送检的一份血样作出的检测报告。此前，莫以贤在王营村阿辉的家中抽取阿辉的血液，然后带往北京。
同样是针对类似来源的血样，地坛医院此后又多次对阿辉的血样进行了检测，其结果均为阴性。根据这一系列检测结果，莫以贤认为，阿辉“HIV血清抗体转阴，达到彻底治愈”。
从北京市地坛医院出具的历次检测报告来看，在阿辉身上确已产生了神奇的变化：从一名晚期艾滋病患者，变成一名病情多年不反弹的健康人。
但曾经负责多次对莫以贤送检的血样进行检测的北京市地坛医院一名检测者，却对所检测的血样是否阿辉的血浆表示严重怀疑。
“没有人晓得，他在送检之前有没有调包？”这名检测者说。由于无法确定血样来源的真实性，地坛医院在有关艾滋病血样的检测报告上，一般都会加盖一个章印：本报告只对本标本负责。在关于阿辉的最后一份检测报告上，也盖有这样一枚章印。
这名已经调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下属某机构的检测者，是一名专门从事艾滋病研究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在莫以贤的一个网站上，他的名字曾被列入克艾特临床观察项目专家组名单，头衔是负责实验检测的主管技师。
这名检测者为此感到恼火，说莫以贤擅自利用他人的名字对其自制药物的疗效进行宣传，是一种侵犯名誉的行为，向莫提出交涉，要求删除有关文章，但莫长时间不予回应。
关于阿辉的故事，这名检测者已早有所闻。他认为，阿辉不可能是艾滋病感染者。“要确认阿辉是一名艾滋病患者，你就拿出确凿的依据来，你的依据是什么？”检测者说。
据介绍，按照正规的程序，要确定一名被检测者是否是艾滋病感染者，一般都要经过初筛、复检、确诊3次检测。只有3次检测同为阳性，才能确定被检测对象携带了艾滋病病毒。
而确认阿辉是一名艾滋病患者的依据，就是送检血样受到质疑的第一份检测报告，而且是唯一检测为阳性的检测报告。
本报记者将有关质疑转告莫以贤，莫说那是因为所有的专家都不相信他能够治好艾滋病。而对于阿辉血样的送检过程，莫不愿多说。
在上蔡县王营村，有关阿辉不是艾滋病患者的说法，得到了阿辉母亲陈妮和村卫生所医生侯学义的证实。
陈妮说，阿辉前后做过5次检测，每次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从来没有医生告诉过她孩子是一个艾滋病感染者。
在莫以贤的《报告》中，陈妮也是一名艾滋病患者，是“服用克艾特”让她“7年来一直很健康”。
然而，侯学义医生却说，陈妮患的是乙肝，阿辉母子都不是艾滋病患者。
侯学义是专门负责向王营村艾滋病患者发放国家免费抗病毒药物的医生，他掌握着全村被确诊的艾滋病患者的名单。由于阿辉母子从未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侯学义几年来一直没有向他们发放过抗病毒药物。
在莫以贤提供给本报记者的《报告》中，一共列举了9个艾滋病患者病例(包括阿辉母亲陈妮在内，事实上是10例)。
这9个病例是莫以贤7年来重点检测的对象，莫依据他们病情的发展变化，得出克艾特有关疗效的结论。
除阿辉外，记者详细查看了其他8份病例。除了“病例3”之外，其他7份病例都是完全一样的模式：患者服用“克艾特胶囊”后，cd4、cd8均上升，而HIV载量
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其中至少两个病例在血样检测与本人陈述之间存在极大矛盾。
王营村患者陈印红称，他是在2004年开始服用克艾特的，坚持了1年半，感觉对病情没有多大帮助，于是改服鸡尾酒疗法药物。
然而，在有关陈印红的7份血样检测报告中，却有5份报告的检测时间是2004年以前，最早的一份，落款日期为2002年6月28日。
与陈印红病例中存在的情况一样，王营村另一名患者韩中云的第一份检测报告的时间，也与他对本报记者陈述的时间相去甚远。
2007年12月18日，本报记者在王营村找到了韩中云。这个37岁的中年男子从1989年开始卖血，被传染上艾滋病。
韩中云说，他是在2003年7月开始吃“老莫的药”。但是，在莫以贤的《报告》中，却有一份落款日期为2003年4月的检测报告显示，韩中云在接受这次检测时，莫已经用克艾特对他进行了3个月的治疗。
在王营村数名服用过克艾特的患者中，两名女性患者骆真、张献枝已经死了。
骆真死于2002年7月29日。她的婆婆为儿媳的不幸喟叹不止，她说：“再过几个月，大白片(鸡尾酒疗法药物)就进村了，要是能吃上这个药，兴许能捡回一条命。”
这个病逝时年仅41岁的女人生前服用了多长时间克艾特，她的公公婆婆已经忘记。对于克艾特在骆真身上的疗效，她的公公侯扫盲说，最大的疗效就是能让人吃饭。
在莫以贤的一个网站上，骆真和张献枝都曾被作为服用克艾特后病情好转的典型病例用于宣传。
莫以贤证实了王营村患者们关于张献枝已经死亡的说法。
在后来有关克艾特的宣传材料中，这两名曾经接受过莫以贤治疗的患者，不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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