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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国防艾岂能盲目与“国际接轨?”
    作者:99艾滋
    来源:未知
    日期:2008-6-6
    文章页数[1] 
    2006年7月,在加拿大召开的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我国著名的艾滋病防治研究专家李楯教授提交了一份报告,对“国际惯例”在中国是否适用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各国应有不同的艾滋病防治策略和具体做法,不能盲目地崇拜和模仿“国际惯例”。在“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记者就此问题对李楯教授进行了专访。

      李楯教授是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法律政策工作委员会主任;他还担负着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家网络负责人的职务。



    长途卡车司机的不白之冤

      李楯说,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艾滋病疫情哨点监测的对象之一是长途卡车司机。这是因为我们艾滋病疫情监测部门接受了国际组织的建议,将长途卡车司机作为流动人口的代表、甚至作为“嫖客”的代表予以监测。这种做法无视了中国有超过1亿的“农民工”,年年重复着远途谋生的现实,同时把中国的艾滋病疫情监测工作“麦当劳化”,使得长途卡车司机受到了不白之冤。



    人人都有危险得艾滋病?

      李楯告诉记者,在中国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中还存在着一种夸大性传播渠道危害性的倾向。有些外国专家甚至宣称,“艾滋病传染呈几何级数增长”,“人人都有危险得艾滋病”。李楯指出,要想证明人人都会得艾滋病,其前提必然是人们不分同性、异性,普遍地、无节制地性交。而在中国,事实决不是这样。李楯还说,一家跨国的安全套生产企业最近做了一次蹩脚“社会学家”角色,他们发布的调查结果是“中国人均有19.3个性伴侣”。许多中国人听了之后也就信以为真,但中国社会学家、性学家并不认可这一说法。

      李教授介绍说,世界上因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占感染者总数的80%,其中异性传播占70%。但根据卫生部今年年初发布的报告,我国经由性途径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不足总数的一成。因此,李楯认为驻华国际组织不切实际地强调人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和性传播成为主要传播渠道的说法会加重人们认为“艾滋病是不道德的病”的观点,结果是艾滋病感染者和所谓高危人群被妖魔化。



    禁毒与禁娼的尴尬

      李楯说,国际组织关于艾滋病是“中国未来的灾害”的说法影响了中国的决策层,国际组织关于“行为干预可以有效遏制艾滋病传播”的说法也影响了中国的防疫部门。在取得最高决策层的原则认可之后,防疫部门与当地警察部门协调之后划定了做“行为干预”的地域和人员范围。所谓行为干预的具体做法,就是给性工作者发放安全套;给吸毒者提供美沙酮替代毒品,或提供洁净针具。

      李楯特别指出,警察一般不会在这种划定的地域和人员范围内抓人。但是,禁毒和禁娼不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是由高于艾滋病防治法规的国家法律所规定的,所以,这些行为干预地点之外的,警察还是要抓人。这就出现了一种尴尬局面:同样是吸毒或卖淫的高危行为者,一部分人被抓了起来,另一部分人却被免费发给安全套、美沙酮(替代毒品),或者是洁净针具。正因为行为干预的范围是特定的,因此,行为干预的对象就不可能超出其范围之外,深入到社会的底层。

      李楯说,行为干预成为自上而下的动员,而非需求者和公众的主动参与,且不能大面积地覆盖绝大多数可能有高危行为的人,于是,它的效果注定十分有限。



    宣传教育≠减少歧视

      李楯说,我国目前在防治艾滋病工作方面,非常注重知识的宣传,即以“提高知晓率”为目标的“宣传教育”,认为“个人的认知程度、具体态度、信念取向,决定个人的实践行为”。这是国际组织在中国推行的一个“神圣法则”,然而,对于中国现实来说却未必有效。

      他说,“知晓”并不一定就能改变行为。比如,中国每年有100万人死于与吸烟相关的疾病,占中国每年死亡人数的一成多,在中国的3亿多烟民中,大多数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都照吸不误。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典型事例是:哪怕女性性工作者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再多,态度再端正,信念再坚定,也很难再进一步做出预防的实践行为来,更难以持续做到“百分百使用安全套”。

      李楯说,在国际组织的影响下,中国的防疫部门只关心女性性工作者是否会感染艾滋病,而很少关心女性性工作者生存的出路,更不考虑中国性产业存在的复杂背景。于是,即使是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在一些地区启动行为干预试点,如在娱乐场所免费发放安全套,这些努力可能会在试点范围内取得良好的效果,而将它放入活的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去,就不得不承认其作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他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艾滋病防治所做宣传教育,国际组织、国外机构和中国政府都投入了相当多的钱,办了许多大型文艺晚会,拍了不少电视剧、舞台剧,出了不少光盘,印了无数印刷精良美丽的宣传品。但投入了这么多人力和无力,为什么不怎么见效?为什么一些需要了解艾滋病的人,仍然不知道?这恐怕不是宣传力度不够,而是这种宣传本身的效果值得怀疑。李楯接着解释说,即使能够提高大众的艾滋病知晓率,也并不是必然会减少歧视。例如,中国医生是相对其他人群知晓率高的一个群体,但根据协和医科大学张孔来教授的调查显示,医生在中国正是对艾滋病感染者歧视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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