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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过后是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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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9 08:11: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假如我是艾滋病病人,你会给我一个拥抱吗?”在陕西西安的小寨飞旋广场上,西安交通大学红十字协会的工作者向路人征集拥抱,以此来引起市民对艾滋病患者的关注。  CFP供图  
  
  
  
  
  艾滋病患者及其亲人都曾经历过生命中一段无法言说的艰难历程。而值得欣慰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后都借助内在与外在的力量摆脱了沉重的枷锁,重新回到了生活的怀抱中。本期我们从不同视角给读者讲述的这三位患者的故事就是活生生的例证。他们的经历让我们再次确信:艾滋病不可怕,艾滋病病人只要规范治疗,定时检测,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他们需要的只是来自家庭、社会等方面更多的理解和支撑。——编  者



  王孟才的故事

  李  寒

  确诊  因输血他感染上了艾滋病

  在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我认识了他。记得第一次和王孟才见面,他身材单薄,面颊消瘦,说话有点腼腆,但为人诚恳、坦荡。   

  从他的讲述中,我知道了他的经历。

  家住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岭下镇胜利村的王孟才原本在家务农,娶妻生子,日子过得虽不算富裕,但平静、安宁。2003年8月,他突感浑身无力,低烧不退,于是从村卫生所到镇上卫生院再到市医院,他不停地做检查,将近两个月过去了,可就是查不出一个结果。当地的医生只有一个猜测——他可能患上了癌症。国庆长假一过,王孟才夫妇就揣着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钱,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10月16日那天,王孟才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当时,王孟才并不知道艾滋病到底是个啥病,只知道艾滋病是个人见人怕的传染病。那时他觉得,得了艾滋病还不如得癌症呢,因为得艾滋病不单治不好,而且名声还不好。“HIV”阳性这个诊断,仿佛就是王孟才的死亡判决。那年,他只有37岁。

  王孟才到底是怎样得上这个病的?据他回忆,1995年,他在遭遇抢劫时因反抗受了重伤,被送往当地医院抢救。由于他失血过多,需要大量输血。当时医院找了6个人,这边给抽血,那边就给他输进去。那天,王孟才一共输了1200毫升的血。也就是那次输血,他感染上了艾滋病,开始了噩梦之旅。从1995年到2003年发病,艾滋病病毒在他体内潜伏了8年。在这8年里,病毒慢慢地吞噬着王孟才的健康,可他却浑然不知。

  决定  公开活动让他成了新闻人物

  在确诊艾滋病之后,王孟才住进了北京地坛医院。最初的那几天,王孟才夫妇总感觉人们在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电话里,他不敢对家里的人透露实情,而是说自己得的是癌症。

  由于艾滋病病毒长期没有得到控制,王孟才的肺部出现了大面积感染和结核。抗结核和抗艾滋病病毒的药一块服用,严重的药物副作用使王孟才苦不堪言。服药之后,他是吃什么吐什么,就连喝水都得吐出来,极度虚弱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恐惧、绝望,导致他曾多次拒绝治疗。王孟才第一次感受到了“生不如死”的滋味。

  就在他最绝望、最痛苦的时刻,北京地坛医院医生、护士带着爱心和责任心来到了王孟才夫妇俩身边。他们一句安慰的话,一个亲切的眼神,一个鼓励的动作,让王孟才感到了丝丝温暖,使他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并重新振作了起来。

  200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前,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病房的赵红心主任找到了病情逐渐好转的王孟才,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世界艾滋病日的一个公开活动。出于感恩,王孟才很痛快地答应了。可当他把这件事告诉自己在北京的亲戚后,却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王孟才一旦参加这个公开活动,他的病就会通过媒体暴露在公众面前。将来王孟才夫妇俩怎么回家,怎样生活?经过两天激烈的思想斗争,王孟才还是决定坦然面对公众。按他的话说:“这病,大家早晚都得知道,纸哪能包住火呢?”

  200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那天,王孟才见到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他清楚地记得,温家宝总理和他握手以后,拉着他的手和他唠家常,问他家里几口人、治疗费怎么办,并鼓励他说:“今后你的路还很长,你要坚强。”也是在那天,温家宝总理宣布了我国政府推出的对艾滋病患者“四免一关怀” 的政策。

  那天晚上,王孟才接到了许多电话。乡亲们在新闻联播中看到了王孟才和总理握手的画面,于是纷纷打来电话询问:“和温总理握手的是你吗?”“你真的得了这种病吗?”……王孟才一下子成了胜利村的新闻人物。

  回家  不被嫌弃,还当选为村主任

  4天之后,即2003年12月5日,病情得到控制的王孟才出院回到了家。当地疾控中心的同志得知后,第二天就到他家了解情况。见面时,疾控中心的同志和他开玩笑说,总理都和你握手了,我们也和你握握手。一句不经意的玩笑话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温暖了王孟才的心。

  王孟才回家了,虽然许多村民都到家里来看他,但大家和他接触心里还是会有障碍,有些人还有意远离他。根据这种情况,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地进行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渐渐地,村民们消除了对艾滋病的恐惧,又开始走近王孟才。而王孟才也慢慢地消除了自卑心理,还和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交上了朋友。

  几年来,王孟才每月到当地的指定医院拿药,每天都按量吃药,每年按时检测,病情一直比较稳定。2005年,王孟才在“红丝带之家”的帮助下,办了一个农机修理部。尽管生意还不错,但他担心修理农机时万一碰破了手会出血感染别人,就主动把小店关掉,买了辆汽车,在当地跑上了出租。王孟才说,刚开始,他担心人们忌讳自己有艾滋病,不坐他的车。可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村里的乡亲们不但没有嫌弃他,而且大事小情还都爱找他帮忙。重新融入乡亲们中的王孟才,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信任和尊重。

  2010年6月,王孟才所在的胜利村进行三年一度的村干部换届选举,很多村民都劝王孟才去竞选村主任和书记。一开始,他考虑到自身情况,一直没有下这个决心。后来在大家三番五次的劝说下,王孟才决定尝试一下。

  在第一轮选举中,王孟才以选票第一的结果顺利进入了下一轮选举。最终,他以超过半数的选票当选上了村主任。王孟才清楚地记得,选举过后,全体村民报以热烈的掌声。在那一刻,王孟才品味的不是荣誉,而是久违的尊严,以及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和责任。

  当上了村干部的他郑重承诺:我要带领村民修路、致富!这是他对乡亲们的最好报答。(作者为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编导)



  在我心目中,您就和妈妈一样

  亲爱的王姐:   

  谢谢您对我的帮助,让我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还记得当我看到艾滋病的检查结果时,我整个人都木了,唯一的感觉是,自己即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在那一刻,您跟季大哥关切的问候,对我来说,就像转瞬即逝的电波,难以捕捉。我的心已经完全死了,脑海里闪现的全是接下来如何将自己了结掉。因为我感觉自己活在世界上就是一个不可回收的垃圾,只会带来更多的污染。我选择了去海边,想找一个即使死了也没人能找到的地方,静静地离开。  

  一心想死的我鬼使神差地给您发了条短信。您来的两个电话都被我挂掉了,直到收到您的短信,让我萌生了跟您去河南的念头。  

  在河南的那一天,是我 24 年来最受震撼的一天,我将永远铭记在心。这一天,即2007 年1月16日,我不光见到了河南艾滋病高发村的那些老百姓,更看到了默默服务于这些人的你们。当你们离开时,病人拉着你们手时的那份难舍之情,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由此,我开始了新生命的旅程。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志愿者,也加入到服务这个行列中来了。我希望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多尽一个志愿者应尽的义务。这样,当我临死的时候,我会感到值得。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珍惜每一天、每一秒,争取尽更多的义务。

  王姐,最后,我想跟您说:是您挽救了我,在我的心目中,您就跟我的妈妈一样,因为您给了我新的生命。如今,我已经结婚了,不管我的这份选择是对是错,我会把后面的路勇敢地走下去!新  元  

  (编者注:信中称呼的王姐,是北京地坛医院、北京红丝带之家护士长王克荣。此前,新元(化名)正在准备结婚的时候,被检查出HIV阳性。正是因为有王克荣的帮助,新元走出了心理低谷,并且和女友如期成婚。如今,新元在一家培训公司工作。正如信中他表达的那样,生活和工作中的新元一直在“多做好事,多做善事”。今年10月7日,他给王克荣发了这样一条短信:“护士长,我爱人今天生下一女孩,6斤,母子平安,谢谢您!”)



  与儿子一起挺过艰难岁月

  唐  云

  2005年夏天,二儿子小辉突然提出要与妻子离婚,接着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家。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家里乱了套。作为母亲的我,每天只能以泪洗面,祈祷孩子一切平安。我也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小辉,但最终无果。

  两个月后,小辉打来了电话。他说,自己在异乡做起了生意,一切都好。他还说,过年的时候就回来。我这几个月的痛楚终于得到了安慰。

  2005年除夕,全家人迎来了高兴的一天,因为小辉回来了。吃完年夜饭,全家人都围坐在小辉身旁,笑声不断。那种久违的温馨感觉终于回来了。

  可是,第二天,大年初一,一件事情打破了温馨和谐。小辉的侄子无意中喝了小辉放在桌上的水。小辉知道后大发雷霆:“谁叫你喝我的水的,以后你们谁也不许碰我的东西!”一向对亲戚非常友好的小辉,怎么会说出这么伤人的话,而且如此突然?一时间,家里冷寂了起来。之后的几天里,小辉再也没有出过门。

  我开始不解,为什么平时那么活泼好动的儿子现在变得脾气暴躁、那么自闭?于是我问小辉:“好孩子,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跟妈说啊,家里人都会帮你解决的,不要憋在心里。”可是,我没有得到回答。

  后来,在几个长辈的追问下,小辉终于开了口:“我得了艾滋病!”

  全家震惊!

  2006年除夕,看着空荡荡的餐桌,小辉痛哭起来。本来应该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现在却人散屋空;本来应该见了面就热情问候的亲戚,如今见着我们就像老鼠见了猫;就连大媳妇也因为害怕被传染而抛弃了丈夫和孩子……一切的美好,似乎都不复存在了。

  可我是母亲,在儿子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不能嫌弃他。我要告诉小辉,有妈妈和爸爸在,一切都不要害怕。

  小辉与媳妇已离婚。之后,儿媳妇带着孩子,一直没有怨言。她始终不知道小辉得的是艾滋病,每次见到我都问:“妈,你能告诉我小辉现在在哪里吗?他到底怎么了?……每次看着孩子的一举一动都有小辉的影子,我心里特别想他,我忘不了他。”而我,只能选择回避。我们已经欠她的太多太多,不能再拖累她了。

  这突如其来的噩梦,让我们老两口失去了很多。也是因为这,我变得更加坚强。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倒下,我还要继续支撑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艰难地熬过了黑色的2007年,迎来了2008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小辉朋友的介绍,我们认识了小枫,认识了河北爱之光—— 一个为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带来生活希望的爱心小组。4月,小枫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组织的家庭春令营。他炽热的心给了我温暖和希望。在活动那天,我见到了很多和我儿子一样感染了艾滋病的年轻人,还见到了和我有相同遭遇的几位母亲。她们的勇敢让我佩服。

  小组从北京请来了专家上课,让我们能够全面地了解艾滋病知识。当我看到那些和我儿子、我的家庭有着同样命运的人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后,我对艾滋病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其实,艾滋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歧视,是沉沦,是跌倒了不愿爬起!

  值得欣慰的是,小辉在小组的帮助下渐渐恢复了以往的活泼好动,他重新站了起来!

  看着那么多年轻的生命被艾滋病病毒侵蚀,可是他们还那么顽强,作为一个母亲,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于是,我加入了小组,成为一名志愿者,与小组成员一起帮助那些一时跌倒的孩子们。在小枫的鼓励下,我还走上了河北师范大学的讲堂,面对着一个个年轻且富有朝气的面孔,讲述了我作为一名艾滋病感染者母亲的经历,也说出了我压抑多年的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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