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您为什么选择艾滋病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呢?
张:其实开始的时候也很偶然。90年以前中国的艾滋病人很少,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或是在外国工作过的中国人。到95年后,艾滋病在中国蔓延的速度越来越快,政府也开始重视。我一直在做传染病的研究,正好又懂几句英文,就在98年被派到了在美国的何大一教授(鸡尾酒疗法的发明者)实验室学习。回国后一直从事这方面的治疗与研究。
记者:您在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心理上有没有不适应的感觉?
张:有,当然有了,大家都是一样的嘛。当时主要是对这个病不了解。病人的感染途径是主要同性恋和吸毒,我们的主流社会对这两种行为本身也有看法,而且来到医院时已是晚期,基本上没的治了,过不了多久,长的也就几个月就死亡了。所以我们那时也觉得恐怖。但后来到美国学习之后,我发现除了一个日本病人以外,其他的都比我结实(笑)。我们看到许多真实全面的资料,有了新的认识,也就不再有恐惧的感觉了。无知才会恐惧。
记者:现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医护人员都要经过特殊的培训吧?
张:对。我们有专门的训练,比如检测前咨询,检测后咨询等。如果你检测出一个病人带有HIV病毒,你如何告诉他就是个问题。有的病人心理承受能力差,如果直接告诉他得了艾滋病,他可能立刻就去跳楼。所以我们的培训不光把重点放在治疗上,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心理治疗。同时还有医护人员如何进行自我保护等等。都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培训。
记者:在医生给艾滋病病人进行更多的心理治疗的同时,医患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张:非常大的变化。现在社会上有病人告医院、打医生的现象,但在我们这里病人对医生都非常信赖和配合。因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可以治愈艾滋病的方法,病人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都靠医生治疗和药物的维持。有的病人甚至把医生看作生存的希望。那么病人和医生的这种紧密关系对治疗效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记者:您在从事艾滋病的过程中有没有压力?主要是来自哪方面?
张:有。但压力不是来自家庭,也不是这个工作本身。而是艾滋病目前的蔓延情况让我很担心。现在艾滋病毒全球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已经有1400万死于艾滋病,我国去年的感染率上升了30%。被感染者中有40%是妇女,而HIV病毒传染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母婴直接传染,也就是说这些妇女的小孩都会感染。如果一种传染病在人群中占很大比例,就会威胁整个人类,这是从医学角度讲。另外从社会角度讲,如果我们健康人对这些病人不接纳,不关心,这么一大群人出现反社会的情绪,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大家都要在做好预防的同时,也要更多的理解和关心这些病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