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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感染了艾滋病,媒体能公开报道吗?是不是侵犯了隐私

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一个疑问,官员感染了艾滋病,媒体能公开报道吗?是不是侵犯了隐私?另有朋友答:官员没有隐私。

他们说的事儿是关于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孔垂柱的。前几日,媒体曝出,他曾在3月底自杀,未遂。媒体借由当地官场的匿名消息源称,此前体检时,孔被查出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另有猜测还指他与落马的原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关系密切。

于是,这个官员和那个病症被联系在一起,成为各大媒体网站的标题内容。反倒是沈培平的关系退居次位了。

且不说这些未具名的消息是否准确——事实上,目前来说,没有任何消息证明媒体上孔的遭遇属实——即便真有这事儿,应该公布他的病情信息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再问另一个问题:一个官员,如果患了感冒、支气管炎、糖尿病、皮肤病、痛风、高血压、脂肪肝……等等这些病症,媒体会公布吗?是否会拿来做标题?

显然不会。生病对一个人来说,太正常不过了。我们都持有疾病世界的绿卡,随时可能入籍其中。

那么继续要问的是,为什么单单艾滋病要公布?

因为有想象。这是一种长期以来带给人们巨大想象的病症,它很容易被人们拿来跟泛滥的性行为、不同的性取向、吸毒、性交易等事件发生联系。对社会而言,它并非仅仅是一种病理学上的症状,更是一种道德病。而同时,加上它本身的传染性,更加剧了人们对这种病症的恐怖、仇视、污名化。

疾病是一种隐喻,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30多年前,学者桑塔格由自身经历出发做出这个论断。根据她的观点,这种身份的麻烦之处在于,从被宣判罹患疾病的那一刻开始,周遭社会所附加的成见、伤感、歧视、惩罚已经倏然附加患者一身。

我曾采访过一个艾滋病关爱组织的负责人,在她看来,之所以如此,有历史原因,有科学认知的原因,但在中国,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官方和媒体的宣传。自从1985年一位美国人在北京医院检测出携带艾滋病毒之后,媒体上就开始用耸动的标签来描述这种病症——当时的《人民日报》上,称其为“超级癌症”,不但不可治愈,死亡率高,而且传染性极强:“这种病被人们称为‘超级癌症’、‘新瘟神’、‘令人惊恐的疾病’或‘不治之症’。......爱滋病的传播速度是比较快的。现已证实,该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如:同性恋的性接触、异性性交、接吻、输血、输液、哺乳,共用刮脸刀、牙刷、脸盆、毛巾等,也可使人受到感染。患者的精液、血液、唾液、汗液和眼泪等,均含有这种病毒。”

这个论断为以后官方民间对艾滋病的态度定下基调,甚至这个病症也被当作是西方社会腐朽、糜烂的一个组成部分。

虽然之后,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努力纠正这种偏差,进行艾滋病科普——几乎每年都有国家领导人与艾滋病人接触以做示范,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印象,依然很难消除。坦白说,虽然我对这个问题已经了解的相当清楚,也确定这个病症的传染性甚至比许多传染性疾病还要低,但当天我在那个关爱组织吃饭,与艾滋病毒携带者同桌时,心中依然忐忑,回家之后洗手、洗澡依然认真了许多。

内心当中的歧视,并不那么容易消除。它如同一个怪兽,会在潜意识里,干扰你的判断,影响你的看法。我想,也正因为如此,媒体人们才愿意把官员的这个病症提出来,放大。

我之所以反对这样做,与这个官员无关,而是觉得会强化人们对艾滋病的偏见和想象。至于说到监督官员——与落马高官是否有关系,岂不是更有说服力吗?

文章页数 [1]  ■ 日期:2014/5/16 17: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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