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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因艾滋病去世,艾滋病男孩入学,其他家长罢课抗议

小峰住在辽宁丹东的一个村庄里,父母都是艾滋病患者,他出生时就携带着HIV病毒。小峰没有玩伴,也没有同学。他入学时,其他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领回家,罢课抗议。最后,村委会只能从外村聘请了一位退休教师,在村委会的一间办公室里,单独授课。

接到小峰电话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听筒里冒出来一个粗声粗气的男声:“你还记得我吗?那年你还在广场上看我跳舞呢。”

这和我记忆中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两年多前我去采访时,小峰还是个14岁的小男孩,笑起来嘴角咧得连蛀牙都露出来。如今,他度过了变声期,声音听起来像个大小伙子。

更重要的是他还活着,我简直太惊喜了。

小峰住在辽宁丹东的一个村庄里,父母都是艾滋病患者,他出生时就携带着HIV病毒。小峰没有玩伴,也没有同学。他入学时,其他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领回家,罢课抗议。最后,村委会只能从外村聘请了一位退休教师,在村委会的一间办公室里,单独授课。

2011年我去采访的时候,小峰的父母已经病发身亡,他寄住在同村的姑姥姥家里。我原以为采访会非常困难,这种经历过心理创伤的孩子大都比较内向,孤僻。可或许是太缺少朋友了,小峰倒是很喜欢和我聊天。

午饭后,小峰喜欢晃荡着去隔壁村的池塘看别人钓鱼,或者站在村口看火车经过——村里没有同龄人搭理他,甚至看不到同龄人的影子,村小合并后,他们都去乡里读书了,只有小峰被剩下来。

钓鱼老人沉默的背影和匆匆驶过的火车是小峰最亲密的玩伴。有一次,几个同龄的孩子打打闹闹着从旁边经过,看都没看他一眼,“他们不跟我玩”,小峰小声告诉我。只有火车在中午1点30分的时候如约而至。

附近的村民给小峰起了个绰号,“艾哥儿”。我和他走在路上,总会有人指指点点。有一次,几个正在挖地的外村妇女甚至停下手里的铁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是不是这小孩?”一个女人问,声音足以让我听见。还有一次,我打了辆出租车,打算接上正在路边等我的小峰,小峰拉车门的那一瞬间,司机的脸都僵了,“你认识他啊?”他的声音里透露着嫌弃。

也许是已经习惯了,小峰对这些表现得毫不在乎,他的脸上总挂着一种超越实际年龄的不屑感。正值青春期,他也像叛逆的同龄男生一样,学会了抽烟,说脏话。他还在村里放过狠话,说谁敢欺负照顾他的姑姥姥,他就割破手指把血往那个人身上抹。

我想,他可能是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让别人意识到他的存在。

采访结束前,我去县城最大的超市买了一本相册,小峰的生日就快到了。他说,这是第一次收到生日礼物。他毫不留情地撕掉蓝色包装纸,把相册捏在手里,低着头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我真挺高兴的。”他对我说。

分别的时候到了,我们一起走到村口,他要去看钓鱼,我要回宾馆了。我目送他过了马路。那条马路特别宽,他好不容易走过去后,停住脚步,回过半个身子,冲我一招手:“阿姨再见。”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再见”。前一天,去县城的防疫站采访时,站长说,小峰没有按时服用国家提供的免费药物,他的免疫力在下降,已经出现了疱疹等症状,这意味着潜伏期结束了,他已经是个艾滋病人。

回到北京,报道发表后,我把报纸寄给小峰的老师,但是没给他打电话。我在文章里提到了小峰的病情、他偷偷抽烟的叛逆,还有他说过的那些狠话。我有点儿后悔写了这些事,担心别人看了会给他带来新一轮的歧视

再后来,我就更不敢联系他们了,因为怕听到坏消息。

和采访过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就这样失去了联系,直到两年多以后接到他的电话。小峰说,几天前姑姥姥在家里翻出了我的名片。我以为小峰家里遇到什么事情需要记者的帮助,可他什么都没提,听上去只是想和我聊聊天。

我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按时吃药。他说,已经在接受新的治疗了,每天晚上喝一种味道很冲的药酒,还定期去沈阳检查。“王阿姨,我的病快好了。”他突然在电话里说。

我听了没吭声。不过,一切或许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糟。

得知他没有因为那篇文章受到伤害,我的心结终于解开了。本以为他会再次消失在我的生活中,没想到,过几天他的电话又打来了。

[]

“王晶晶阿姨,你现在忙吗?跟你聊会儿呗。”

那个时间,他本该在广场上跳舞。小峰晚上经常去县城附近的广场上玩,那里有人跳舞,有人摆烧烤摊,人很多,比他的村庄要热闹。他曾经在广场上认识了一个同龄人,对方知道他得了艾滋病,还愿意和他一起跳舞。可小峰说,这个唯一的舞伴早就搬离县城了,现在没人跟他跳舞,“没意思”。

那天北京正降温,我从电话里听到丹东那边也在刮大风。

后来,小峰又打来了好几次电话。有时我在采访,有时我在写稿,有时我漏接了,有时我没接。可他锲而不舍,有一次我在外面吃饭的工夫,手机上就有16个未接来电。后来他又学会上网,总在QQ里执着地呼叫着我:“王阿姨,你在吗?”“王阿姨,咱们什么时候聊啊?”“王阿姨,你还聊吗?”“王阿姨,你醒了吗?”

丹东的电话已经无法再带来惊喜,对于我来说,更像一种负担。有时,我也很内疚,觉得自己“利用”完他的故事之后,怎么就连陪他聊天的一点耐心都没有?可我真不知道该跟这个16岁的小男孩聊点什么。他没有同学,没有朋友,周围的人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他读的课本还是小学的,村里人曾经说,他的智商和情商都比实际年龄要低一些。

每次在电话里,我只能不厌其烦地从头问一遍:“老师最近怎么样?姑姥姥姑姥爷身体还好吗?你最近干什么呢?上课上到哪里了?”

“挺好的。挺好。最近啊,没干啥。上课……想不起来了,哈哈。”

我不问,他就不说话;我没的问了,就没人说话。他也不挂电话,好像特别需要有个人在电话那端陪着他,即使那个人只是沉默。

他16岁了,和艾滋病毒共处了16年。我不知道成年对于他来说是否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至少他还活着,只是他依然孤独。

文章页数 [1]  ■ 日期:2014/5/20 17: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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